“理律手记”之第五届“理律杯”感言
时间：2010-12-10 来源：作者：
北京大学代表队结束了在第五届“理律杯”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的征程，取得了团体季军的成绩。这是我经历的第三年理律，“熟人”不可避免地多起来，以至复赛结束的时候，南京大学代表队的一位过来握手，说“我们老师讲，北大队一直是你带的”——当然谬奖得离谱了，我去年就说过，现在是他们的江湖。“Just enjoy the game！”面对这支老对手的队伍，我很认真地说。不过，对方似乎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
这并不是客套。我似乎陷入了一种惯性，倾向把很多单纯的事情附加上过分的意义——我宁愿把这称为前室友老付所说的“后青春时代”惯于掀起“杯水波澜”的表征。为了理律的事，前年我写过《温暖的期待》，去年我写过《我们北大》，都被《北大法律人》转载了，也把模拟法庭竞赛的特点、意义、收获等铺排得有板有眼。似乎没有什么话需要讲了——这也是我没有如从前那样，在比赛甫一结束就提笔的原因。两年以前，理律的确被我寄寓了很多东西：一个打破法学院“两条道路”+“四步曲”的主流观念的机遇，当然，还有a tru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within a true legal issue——用导师的话说，我们要面对“真实的问题”。这些最后都一一实现，所以，我是带着满足感，写下“温暖的期待”的。所谓成熟，在通行的观念看来，无异于“目标—手段”模式——其实就是功利观念——的不断复杂化。事情就在这里失去了真诚，失去了纯粹，而且失去了惊喜。惊喜的远去近乎于宿命，在我这样的“80后”纷纷越过法定婚龄之后，日益成为抱怨、闷骚和困惑的主题。当年比赛的成功，很好地掩盖了这一点。两年之后的今天，这重新成为一个问题：is everything going on well？
这个问题源于我在今年比赛中所收获的惊喜。一如去年，今年也是他们的江湖，而且更为彻底。当年参加过理律的北大队员，第一届（2003年）的四位硕士早已难觅踪影，第二届200
1级和2002级（徐婷、陈天一、刘骁等）已经全部离开北大的校园，第三届2003级只剩下我和张舒，第四届2004级和2005级自然然都还在。这是一个早就没有了传说和英雄的时代。坦率地讲，四年以来，很多东西越来越熟悉，也越来越令我觉得隔膜。这让我越来越少对这座法学院抱有希望。并且，对于后来的参赛者，我坚持“当退则退、当推则推、退为原则、推为例外”。当年刘骁、向天宁等等前辈，正是如此对待我，我希望将他们的做法和经验传递下去。所以，在参与选出参赛的人选之后，我本来不打算再过问这届比赛。当然，后来我的主意被不知不觉地改变了——最初可能是因为克蒙，一位令人关注的师弟。导师曾说：蔡克蒙的事，你多担待一下。导师这个人，你若不是真有本事，他绝对不会真管，反之他就会“无情地赞美”和帮助。他的嘱咐让我在选拔赛上留意了这个师弟——所有的评委都留意了他，并且一致希望他参赛。他决定去做这件事以后，给我短信，我的回复只希望他做一件事：担当起来。一个团队必须有人担当，尽管每个人的角色都无可替代。如果有了这样的担当，团队便成为整体，那么输赢便不再只对个人有意义，当然也不再可归责于个人，而成为集体的事情。北大的传统是：不会有一些学校那样强大的、外加的组织力量，北大只依靠自生的团结，或者说自治。后来他做得很好。我对这件事本来就没有期待，所以不能说“好过预期”这种话，不过一个意外的好处便是——他给了我一个惊喜。这一届北大代表队的团结，在近年中非常突出，最后的成绩与此密切相关。北大队的成员们在组队之前就非常突出，符明子、张晓晨、柴华都是辩论队的主力，当年我也曾有幸观看他们与2004级的比赛，以至他们出现在模拟赛现场的时候，我脱口而出问“你们都是辩论队的吧？”他们肯定是黄金的一代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工作最好地践行了北大的特色，最符合北大的定位。与其他学校相比，北大的传统，在于良好的自我组织、独立的钻研能力，以及对模拟法庭本身的兴趣——而不是对某些学校里与比赛成绩挂钩的保研、奖学金之类的东西的兴趣。这三种传统，让理想的北大队成为一座自治的城邦。当然，北大的学生最聪明，北大的选手个人能力最强，北大的队员临场发挥最机敏——每一届都如此，而且这也不是只有模拟法庭所能带给北大人的（大专辩论、高考、“十佳歌手”……所有competition都能带来或证明这一点）。所以，在这一届的比赛中，我最大的惊喜，便是结识了由他们所组成的“北大人的城邦”——我但愿这不是又一次overinterpretation。但问题也因此而生：认识他们显然并非我的“目标”（我的唯一目的或许是让这个事情不要中断了，保证今年也有人参赛），那么我该怎样评价我的意外 “收获”（惊喜），以及“手段”（付出/成本/代价/“管闲事”/“傻逼”……）？
这不是矫情或者跟自己抬杠。以前我总是希望用很多理想主义的附加，来阐释模拟法庭这件事，以吸引更多的后来者的关注。这种关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一项事业而言。类似的事情也不少了，有时回想从前的经历，感觉仿佛在无边的暗夜之中，耸立着一座座光明的城堡，并且有如宫崎骏在《天空之城》里所描绘的，这些城堡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飞升。然而这样的思路问题很明显：潜在的价值选择是既定的，目标是给定的，这样虽然能够带来令人心安的连贯性，但是也限制了事情的可能，更框死了思考的边界。在我已经不用上场，和对手唇枪舌剑之后，总该摆脱从前的“目的—手段”式的思路了吧。让我退回原点——
我只是喜欢这比赛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这么诡异——于是我搅和进了赛题的讨论，在法律与事实的字里行间追寻着改革开放的轨迹。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，一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抱怨，如今想来却如一个个小精灵一般。这样的诱惑是“致命”的——我只是想知道，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？于是努力想要抓住它们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从未经过的法学的领地，现在回头才发现自己走了这么远。当然我还想知道，这支辩论队为班底的律师队伍怎么样？——我一直在思考辩论与模拟法庭的关系。用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读完了他们的答案。非要打个分的话，就是200分——辩论100，模拟法庭100。光阴似箭，当我推开仲裁庭的大门，看见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，一边是北大，一边是两年前我所面对的南大，担任仲裁员的陈甦老师就坐在当时的位置，继续用标志性的眼神扫视全场，耳边响起了clerk宣读的《仲裁庭规则》——我已经听了八遍了吧。很可惜，美丽的柏林师姐都毕业了，张哲他们今年甚至没有组队，马震的行踪连他当年的搭档都不知道。都不在了。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。
很感谢这样的最后一次，带给了我如此的惊喜。张舒也好，启明也好，克蒙也好，等等等等，都是我通过理律结识的朋友。比赛已经过去，而我们今天都还在一起，做一些能够带来更多惊喜的事。希望今后也还一样。这是我唯一的“温暖的期待”——每当想起大家，我的心里就会感到暖意。
2007年12月2日傍晚
南门外
这并不是客套。我似乎陷入了一种惯性，倾向把很多单纯的事情附加上过分的意义——我宁愿把这称为前室友老付所说的“后青春时代”惯于掀起“杯水波澜”的表征。为了理律的事，前年我写过《温暖的期待》，去年我写过《我们北大》，都被《北大法律人》转载了，也把模拟法庭竞赛的特点、意义、收获等铺排得有板有眼。似乎没有什么话需要讲了——这也是我没有如从前那样，在比赛甫一结束就提笔的原因。两年以前，理律的确被我寄寓了很多东西：一个打破法学院“两条道路”+“四步曲”的主流观念的机遇，当然，还有a true intellectual challenge within a true legal issue——用导师的话说，我们要面对“真实的问题”。这些最后都一一实现，所以，我是带着满足感，写下“温暖的期待”的。所谓成熟，在通行的观念看来，无异于“目标—手段”模式——其实就是功利观念——的不断复杂化。事情就在这里失去了真诚，失去了纯粹，而且失去了惊喜。惊喜的远去近乎于宿命，在我这样的“80后”纷纷越过法定婚龄之后，日益成为抱怨、闷骚和困惑的主题。当年比赛的成功，很好地掩盖了这一点。两年之后的今天，这重新成为一个问题：is everything going on well？
这个问题源于我在今年比赛中所收获的惊喜。一如去年，今年也是他们的江湖，而且更为彻底。当年参加过理律的北大队员，第一届（2003年）的四位硕士早已难觅踪影，第二届200
1级和2002级（徐婷、陈天一、刘骁等）已经全部离开北大的校园，第三届2003级只剩下我和张舒，第四届2004级和2005级自然然都还在。这是一个早就没有了传说和英雄的时代。坦率地讲，四年以来，很多东西越来越熟悉，也越来越令我觉得隔膜。这让我越来越少对这座法学院抱有希望。并且，对于后来的参赛者，我坚持“当退则退、当推则推、退为原则、推为例外”。当年刘骁、向天宁等等前辈，正是如此对待我，我希望将他们的做法和经验传递下去。所以，在参与选出参赛的人选之后，我本来不打算再过问这届比赛。当然，后来我的主意被不知不觉地改变了——最初可能是因为克蒙，一位令人关注的师弟。导师曾说：蔡克蒙的事，你多担待一下。导师这个人，你若不是真有本事，他绝对不会真管，反之他就会“无情地赞美”和帮助。他的嘱咐让我在选拔赛上留意了这个师弟——所有的评委都留意了他，并且一致希望他参赛。他决定去做这件事以后，给我短信，我的回复只希望他做一件事：担当起来。一个团队必须有人担当，尽管每个人的角色都无可替代。如果有了这样的担当，团队便成为整体，那么输赢便不再只对个人有意义，当然也不再可归责于个人，而成为集体的事情。北大的传统是：不会有一些学校那样强大的、外加的组织力量，北大只依靠自生的团结，或者说自治。后来他做得很好。我对这件事本来就没有期待，所以不能说“好过预期”这种话，不过一个意外的好处便是——他给了我一个惊喜。这一届北大代表队的团结，在近年中非常突出，最后的成绩与此密切相关。北大队的成员们在组队之前就非常突出，符明子、张晓晨、柴华都是辩论队的主力，当年我也曾有幸观看他们与2004级的比赛，以至他们出现在模拟赛现场的时候，我脱口而出问“你们都是辩论队的吧？”他们肯定是黄金的一代——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工作最好地践行了北大的特色，最符合北大的定位。与其他学校相比，北大的传统，在于良好的自我组织、独立的钻研能力，以及对模拟法庭本身的兴趣——而不是对某些学校里与比赛成绩挂钩的保研、奖学金之类的东西的兴趣。这三种传统，让理想的北大队成为一座自治的城邦。当然，北大的学生最聪明，北大的选手个人能力最强，北大的队员临场发挥最机敏——每一届都如此，而且这也不是只有模拟法庭所能带给北大人的（大专辩论、高考、“十佳歌手”……所有competition都能带来或证明这一点）。所以，在这一届的比赛中，我最大的惊喜，便是结识了由他们所组成的“北大人的城邦”——我但愿这不是又一次overinterpretation。但问题也因此而生：认识他们显然并非我的“目标”（我的唯一目的或许是让这个事情不要中断了，保证今年也有人参赛），那么我该怎样评价我的意外 “收获”（惊喜），以及“手段”（付出/成本/代价/“管闲事”/“傻逼”……）？
这不是矫情或者跟自己抬杠。以前我总是希望用很多理想主义的附加，来阐释模拟法庭这件事，以吸引更多的后来者的关注。这种关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一项事业而言。类似的事情也不少了，有时回想从前的经历，感觉仿佛在无边的暗夜之中，耸立着一座座光明的城堡，并且有如宫崎骏在《天空之城》里所描绘的，这些城堡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飞升。然而这样的思路问题很明显：潜在的价值选择是既定的，目标是给定的，这样虽然能够带来令人心安的连贯性，但是也限制了事情的可能，更框死了思考的边界。在我已经不用上场，和对手唇枪舌剑之后，总该摆脱从前的“目的—手段”式的思路了吧。让我退回原点——
我只是喜欢这比赛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这么诡异——于是我搅和进了赛题的讨论，在法律与事实的字里行间追寻着改革开放的轨迹。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，一个月前我们还在一起抱怨，如今想来却如一个个小精灵一般。这样的诱惑是“致命”的——我只是想知道，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？于是努力想要抓住它们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从未经过的法学的领地，现在回头才发现自己走了这么远。当然我还想知道，这支辩论队为班底的律师队伍怎么样？——我一直在思考辩论与模拟法庭的关系。用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读完了他们的答案。非要打个分的话，就是200分——辩论100，模拟法庭100。光阴似箭，当我推开仲裁庭的大门，看见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，一边是北大，一边是两年前我所面对的南大，担任仲裁员的陈甦老师就坐在当时的位置，继续用标志性的眼神扫视全场，耳边响起了clerk宣读的《仲裁庭规则》——我已经听了八遍了吧。很可惜，美丽的柏林师姐都毕业了，张哲他们今年甚至没有组队，马震的行踪连他当年的搭档都不知道。都不在了。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。
很感谢这样的最后一次，带给了我如此的惊喜。张舒也好，启明也好，克蒙也好，等等等等，都是我通过理律结识的朋友。比赛已经过去，而我们今天都还在一起，做一些能够带来更多惊喜的事。希望今后也还一样。这是我唯一的“温暖的期待”——每当想起大家，我的心里就会感到暖意。
2007年12月2日傍晚
南门外